回望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总结中国百年奋斗史,坚持独立自主都是一以贯之的宝贵经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当前,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广阔的现实舞台误差,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必须坚持以大历史观深刻透视坚持独立自主的意义价值,在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纵贯古今的视野中,做到以历史映照现实、以历史远观未来。
习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独立自主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精华、最本质的部分,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与积淀,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的精神标识。
独立自主蕴含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直推崇独立自主、自强不息,逐渐塑造出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精神品格。孔子说:“从上依世则道废”,“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孔子强调人必须自立,必须独立思考,认为这是一个人应有的道德品质和精神品格。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这里的“自知”、“自胜”、“强行者”、“死而不亡”蕴含着独立自主的精神。对于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来说,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是独立自主的前提。而发挥主体性精神,做到自强不息,则是独立自主的必要保证。老子思想中蕴含着朴素的独立自主精神,激励着人们敢于面对挫折和困难,坚持不懈地走适合自己的道路。
独立自主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探寻复兴之路的精神觉醒。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面对衰败的旧中国,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弘扬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梁启超认为,独立是“不藉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于世界者也”,“独立性者,孕育世界之原料也”。梁启超还提出了实现独立的道路,“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先言道德上之独立,乃能言形势上之独立”。在那样一个时代,面对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受侵犯的严峻事实,无数有识之士倡导独立之精神,推动了中国人独立自主精神的觉醒。由于存在阶级局限性,近代以来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救国方案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真正推动独立自主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肩上。
独立自主引领民族精神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的成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在此基础上,独立自主精神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双向互动中推动着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一方面,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推动着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双滚轮波发生器。马克思主义是活的行动指南,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如果奉行本本主义或是照搬照抄他国经验,就会将实践引入歧途。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赋予独立自主精神旺盛的生命力。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独立自主才能更加深入地融入中华民族精神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之魂。
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民族的社会文明形态以及各地区历史生成的多样性,决定了社会制度、发展路径、文化观念具有各自的地域特征和具体形态。事物总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任何被当作经验的东西,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而经验的适用性是相对的,将经验教条化、绝对化、神圣化,不顾具体情况一味照抄照搬别国制度和发展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懒汉思维,其结果只会适得其反,阻碍实践的发展。
坚持独立自主,是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失败案例的深刻总结。拉丁美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实现民族独立后,各国普遍照搬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20世纪80年代后,拉美国家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片面强调市场机制而忽视了社会公平,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加剧。此外,由于接受了西方金融组织的贷款,拉美国家必须给予西方更多的市场开放政策和附加协议,经济卷入泥潭。90年代末,拉美国家开始纷纷提出反对和代替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主张,反对西方主导的一体化,然而长期积累的问题早已积重难返,改革效果甚微。事实证明,拉丁美洲虽然也在一段时间内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但这种依附式的发展模式很快就遭遇了止步不前的“失去的二十年”,进而陷入了无法摆脱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不能不引起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警醒和深思。
坚持独立自主,是对西方国家自身政体形成历史的清醒认知。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普遍适用的体制模式。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西式民主”的所谓普世性,然而剖析其自身政治体制的历史生成和演进逻辑便不难发现,西方国家的制度设计同样依据其本国实际,以各自的历史文化特点来塑造和构筑自身。以英美为例,英国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君主立宪制根植于本国的历史传统,作为整体国家制度的外部架构,“君主”在权力层级中虽无实际效用,但成为维系民族力量的精神纽带,君主立宪制限制了君主的权力,是君主专制时期英国各派别为稳定国内局势互相妥协的政治结果。尽管有英国的前例,美国却没有盲目仿效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而是采取了由多成员联合组成统一国家的联邦体制。1787年美国政府颁布宪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联邦制度,试图在保证联邦整体性的同时,赋予各州独立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与地方、大州与小州之间的紧张关系,符合美国自身情况。总之,一种政治制度的选择绝不仅仅依靠某种主观因素,而是要基于历史和国情的平衡,即使是性质相同的西方国家,其政治体制也并不拘泥于一种定式。
坚持独立自主,是对国际运动严重受挫的深刻反思。十月革命后,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了运动的发展,但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弊端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20世纪80年代,面对社会发展的严峻形势,戈尔巴乔夫没有积极向内寻求改革经济政治体制弊端的对策,反而向外“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的“灵丹妙药”。在经济改革上,放弃苏联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遵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在政治改革上,全盘颠覆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苏维埃制的政体,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续推行全盘西方化的激进改造政策,“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照搬西方多党制、代议制的政治改革致使上层斗争不断,俄罗斯陷入全面危机之中。
回顾中国百年历史,中国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是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独立自主是贯穿中国人革命和建设不同时期的原则理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送来了救国救民的真理。但由于党尚处幼年时期,党内一度盛行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使革命陷入危机。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启了中国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后,中国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相继赢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一切成就的立足点在于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向苏联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收获了积极成效,但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在实践中也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反复提到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正是在“以苏为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探索形成一条适合本国实际的自主发展之路。
独立自主是引领中国人成功推进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重要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正是依靠独立自主,中国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挫折和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仍然坚持独立自主。指出,“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不能依靠别人搞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独立自主前提下,中国人开创了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六大后,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指出,“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中国人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独立自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鲜明底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习强调:“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基于独立自主的原则,习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改革问题上,习强调,“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始终注重关键领域的独立自主,只有在国计民生领域不依靠别人,国家的前途命运才能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在科技创新和粮食安全上,习强调,“技术和粮食一样,靠别人靠不住,要端自己的饭碗,自立才能自强”。在外交上,习强调,“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坚持独立自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基点,也是百年党史发展的重要经验。
中国依靠独立自主走到今天,也要依靠独立自主走向未来。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更加密切。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正在增加,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受到冲击。面对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习强调,“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坚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信邪、不怕压,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必须坚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是坚持独立自主的首要前提,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不断调整对华策略,一方面,继续炮制“中国崩溃论”、“”等唱衰中国的论调,诋毁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展开舆论攻势;另一方面,打着推进“民主”、“自由”的旗号,利用人权、种族、宗教、地区等问题挑起事态争端,加紧干涉中国内政的步伐,其用意就是通过消解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逼迫中国和中国人民放弃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些西方国家的论调,不应该动摇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更不应该动摇我们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的决心。正如习强调的:“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手动套丝机。”面向未来,必须坚定“四个自信”,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大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必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就是要坚持走自己发展的道路,就是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更是中国百年光辉奋斗历程的历史结论。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从改革开放战略的决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正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才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中国的制度、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没有任何国家、任何人可以对中国的发展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正如习指出的,“我们要坚定制度自信,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坚定支持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绝不允许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地区国家内政,把本国发展进步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人民都会牢牢抓住自己的命运,只有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拥有发展的自主权和主动权,才能确保国家和民族实现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必须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把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有机统一起来。独立自主是对外开放的基本前提,在坚守独立自主原则的同时,我们也要坚定不移推进对外开放,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是相互促进、互为依托的。一方面,要立足本国国情,坚持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也要秉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积极态度,学习与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提供文化镜鉴。我们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促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为基本遵循,开展全方位、高水平、深层次、多领域的紧密合作,与世界各国一道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
习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面向未来,我们必须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新征程上传承弘扬“坚持独立自主”这一重要历史经验,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南京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党委原书记,江苏省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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